我是孝南开发区鲁铺社区的“两委”干部闾早，长期负责党务工作。2024年当选孝南区人民陪审员时，我原以为将要面对的是各类复杂的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，可当首次参与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才真正掂出这份身份的重量。

这是一起涉及校园霸凌与抢劫的案件。当法警将被告人带入法庭，我的心瞬间被揪紧。她身着不合身的囚服，低垂着头，单薄的身形像株未长成的麦秆，脸上还带着少年的稚气，实在难与“罪犯”二字联系起来。

庭审采用不公开模式，气氛虽不如普通法庭肃杀，案件事实却令人揪心：她多次在校内外欺压勒索同学、抢夺现金，数额虽不大，行为却一再触碰底线。主审法官娴熟地推进庭审，核实证据、询问细节，而我的目光始终无法从这名沉默的少年身上移开。刚满16岁的她是案件主使，曾伙同同伴将同学带至楼房天台捆绑殴打。翻阅卷宗得知，她父母离异后随母亲生活，母亲却常年流连牌场，对她疏于管教。

法庭调查阶段，检察官询问作案动机，她只含糊回应“搞点钱花”，之后便再度沉默。这时，审判长示意我可以发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没有追问案件细节，而是用近乎聊天的语气轻声问：“小雨，庭审开始这么久，你一直没抬头，昨晚睡好了吗？”

这句意外的问话让女孩猛地抬头，眼神里满是惊讶与慌乱，她抿着嘴摇了摇头。我继续温和地说：“我看资料知道你妈妈身体不好，却一直很宠溺你。你这段时间没在她身边，是不是很愧疚？”

话音刚落，小雨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沉默的壁垒瞬间崩塌。她哽咽着说，自己并不缺钱，可妈妈从不管她，即便犯错，也只是不痛不痒地骂几句，她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越走越偏。此刻我才明白，眼前的不仅是触犯法律的被告人，更是一个因缺爱失导而迷失的少年。

合议庭评议时，主审法官先从法律层面分析：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小雨构成抢劫罪，但考虑到其未成年人身份及悔罪表现，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
轮到我发言时，我结合庭审观察与内心触动提出意见：“我认同依法判决，但想多说说这个孩子。她的问题根源是家庭关爱缺失与不良社会交往。若简单判刑，哪怕是缓刑，她回到原有环境，很可能再次被边缘化，甚至破罐子破摔。法律对未成年人秉持‘教育、感化、挽救’方针，对小雨的判决，惩罚不是目的，重塑才是关键。能否在判决中增加强制性保护措施？比如责令她定期参与社区公益劳动，由司法所和社工长期跟踪帮教，同时要求其母亲履行监护职责，定期参加家庭教育指导。我们得为她搭一座回正轨的桥。”

我的意见为合议庭提供了更具温情的视角，主审法官认真听取后给予高度认可。

这次履职让我深切体会到人民陪审员在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独特价值：法官守护法律，确保公正与正确；而陪审员作为“社会良心”的代言人，将社会的宽容、期待与爱心带入法庭。

“每个孩子犯错背后，都藏着需要被看见的求救信号。”这让我意识到，社区工作并非微不足道——组织的每一场文化活动、制作的每一张宣传海报，都是情感的连接器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。在法庭上，我的任务是和法官一起，不仅用法律评判过去，更用心点亮他们的未来。这个特别的席位，赋予我的不是权力，而是守护青春、挽救迷途少年的责任，就像在社区土壤中播撒健康文明的种子，默默守护着每一份成长。